映象新闻

在中国，法院庭审直播方兴未艾，势头良好。

冤错案件，各国都有，而且冤错案件的发现和纠正都会遇到阻力。话说完了，我也该去睡觉了。

不过，这次听证的设计也存在一些瑕疵。我认为，这是比较公平合理的。在本案中，最关键的问题是除了口供之外还有哪些证据能够证明聂树斌是杀人凶手。假如听证的结果是应该启动再审，法官可以对那些阻碍翻案的人说，这是民众代表的意见。再说了，我这些话也不值得叫停啊。

晚饭后，我正准备动身去电视台，又接到那位编辑的电话，告诉我该节目被叫停了。我以为，王书金的口供中有些细节与现场事实不符，并不能否定其口供基本内容（即强奸杀人）的真实性，因为他的供述是在案发十年后做出的，出现一些记忆误差不足为奇。这种多元化的刑罚执行体制，随着国家机构职能的调整和社会结构的变迁，逐渐暴露出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问题。

魏晓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这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下司法权与立法权、行政权的分权与制衡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各级司法机关由各级权力机关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2)庭审是审判中的决定性环节。

其二，三机关之间配合有余，制约不足。对三机关关系的完善发展具有理论上实践上的指导意义。

正如四中全会《决定》指出的，要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保证诉权、公正裁判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纪委在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司法机关在诉讼程序中应当根据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并依法使用。最高人民检察院也采取类似改革措施。在与检察机关的关系上，当务之急要解决两家联合办案问题。

其意所指，我们认为有三个方面：(1)刑事公诉案件的办理，除撤销案件、不起诉等情况外，都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等程序。【摘要】我国现行司法体制是在传承革命根据地司法制度传统的基础上，在苏联的影响下形成的。在人民法院内部审判人员的人事管理和业务办理方面，行政化倾向十分突出。集中审理原则是指审判程序应尽可能地一气呵成，直到辩论终结均不中断

时代精神已然流连于此。不过，转型期法治需要动力和特殊机制，威权的适当与合目的运用既无法避免，亦有其情境合理性所在。

此外，猎狐行动式的海外反腐与刑事司法协助，有效开辟了反腐的第二战场，将与人类利益为敌的腐败分子置于无可逃遁之境。当然，新三十年的法治建设尚属于普通法治层面，侧重司法权规范建构和普通法律标准化实施，尚未直接或根本触及宪制层面。

第二，中国的系统现代化需要优先奠定法治秩序，以法治作为有序民主的基础和保障。尽管腐败形势因各种体制与社会原因而日益沉重，但执政伦理中对腐败的零容忍并未改变。原因在于，一方面腐败日积月累，存在系统化和根深蒂固之势，在侵蚀国民财富的同时亦可能严重危及事关国家安全之战略部门的基础性能力，成为国家安全隐患和漏洞。第三，腐败压力与日俱增，法治反腐是治本之策。从继续革命到经济建设再到法治建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显示出饱满的政治意志与自主性。至于司法系统关于扰乱法庭秩序罪的扩容提议，则是司法权不自信和自我威权化赋权之举，与法治社会精神不尽符合。

另一方面，腐败导致民怨沸腾，严重削弱政治合法性，败坏政治体基本伦理，有亡党亡国之虞。另一方面要注意在法治建设中逐渐归类和正名法治的价值理性，建立护卫法治的规范价值系统，包括对自由与人权的肯定，对公开和参与的支持，对司法自主性的守护，对宪法与法律权威的尊重，对正当程序的追求。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林毅夫）似可成为计划体制的理性基础，革命的剩余激情与超国界的抽象国际理想亦一度焕发了中华民族的创造与奉献热忱，但大破大立之际，法治成就不彰，人权与秩序遭受践踏，革命本身认定的民主平等富裕之价值亦被反噬。因此，在法治所开启的新三十年改革中，一方面要防止法治在安全、威权、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等国家理性因素作用下倒退回法制，成为商韩法家之法，成为威权统治更理性化和更有效率的工具。

这种性格既来自于中华民族千年文明的生生不息与坚韧不拔，亦来自于执政党历经20世纪革命与建设锤炼出的政治领导与决策传统。只有在法治秩序下循序渐进，民主化才不会是秩序崩盘的灾难，而是政治转型与合法性再造的福音。

其中，经济建设之功能不限于民生，国家能力之面向日益清晰和主导化，这本身又构成了中国法治的新问题。新年伊始，我们共同守望共和国新法治的美好时代。比较而言，在政治转型中，秩序基础差、政体脆弱的国家易于发生颜色革命，在法治未形巩固之时匆匆民主化，结果造成秩序崩盘和无穷尽的政治周期性震荡，颜色革命诸多国家有此不幸。此外，反腐也逐步注意了对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运用，强化了纪委的独立性以及与司法程序的沟通性，但并未完成法治转型，其威权反腐的传统治理特征依然突出，这本身也构成中国法治的重要问题。

其实，司法权威尚有另外一种自发型增长模式，比如近期病故的上海高院副院长邹碧华就以精湛的司法技艺以及与律师合法合理沟通的实践技巧而赢得了包括律师在内的整个法律共同体的认可与尊重。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峻的反腐深度法治化问题，即为了使反腐获得长效机制和持久动力，如何将威权反腐的机制与方法制度化和程序化。

反腐的另一面向是道德归责的兴起，比如通奸情节的引入，显示了德治面向。既往各届执政者也屡有反腐运动，但力度和持久度均不如此番反腐。

基层自治与基层选举、人大代表专职化、立法公开与参与、行政民主、参与式绩效评估、人民陪审制改革等等，皆为民主训练与公民养成之所。中国法治在取得部门法与具体法治经验的同时，亦在储备可反哺于宪制层面的新价值与技术理性。

【作者简介】 田飞龙（1983-），男，江苏省淮安市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北京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专家委员，著有《香港政改观察》。这是一个经济建设的时代，法治重建的目的只是为经济保驾护航，其自体价值尚不昭彰。民间面向，死磕现象在中国刑事司法过程的兴起并非偶然，社会与官方应该渐然适应。对于司法权威而言，我们需要更多的邹碧华，而不是更多的体制性赋权式的法律刀把子。

中国历来并非无法，而是特权压制法律，法律驭民而不驭官，法制片面实施和高度工具化，既未能实现一断于法的法家理想，更无接纳转化法治之价值理性的制度通道。因此，治理现代化的落脚点在于法治而不是任何其他的非法治模式。

死磕派律师抱团跨区辩护，乃一外生护法力量，成为破坏地方利益的搅局者，尽管为地方权力所不喜，但执政者与中央权力应基于法治统一和权威性的整体利益而予以理解和支持。岁末盘点，周徐苏令四虎伏法，实为反腐重大成果，亦突破了刑不上常委的政治惯例，至少在法律平等意义上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成功接受并适应这一必然到来的历史性挑战，以法治巩固国基，更化秩序，提升文明，保障自由，是中国顺利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及平稳渡过历史三峡的不二法门。2015年两会再次成为中国乃至于世界政治的一个焦点，但与往年不同的是，它延续并推进的是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奠基的新法治主题。